社会网络结构金博体育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政治

　　金博体育通过使用来自菲律宾 15000 个村庄（覆盖超 2000 万人）的数据，作者发现当政治家 (politicians) 而非社区 (community) 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时，社会分化 (social fractionalization) 可以降低“精英俘获” (elite capture) 的可能性，并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选举的竞争性。具体而言，在社会网络关系更为破碎化的村庄（对应相对弱小的宗族势力），金博体育政治竞争更加激烈，公共物品的供应也更加充裕。

　　政治制度建立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之上。现有文献通常认为社会凝聚力 (social coheison) 有利于公共物品的供给；相反地，社会分化 (social fractionalizaiton) 则会阻碍社会的集体行动与偏好聚合。然而，这一理论主要着眼于由社区 (community) 负责大量提供公共物品的发达民主国家的情况，而并不适用于大部分发展中民主国家。对于后者来说，政治家主导公共物品供给。为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用于解释发展中民主国家中社会结构与再分配选举策略之间的联系。对于针对制度化水平低下、庇护主义 (clientism) 盛行的民主国家，作者认为在选票逻辑下，存在主导宗族势力 (对应较高社会凝聚力) 的地方容易发生“精英俘获” (elite capture) 现象，即出现政治家向关键支持者 (宗族势力) 精准投放排他性资源以换取支持的情况，金博体育这损害了其他社会群体平等获取公共物品的机会，并导致公共物品供应不足。而对于社会结构中存在多个并列社会群体的地方，金博体育政治家为了吸引更广泛的支持者则更有可能提供更优质的公共物品。

　　菲律宾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民选市长负责，市长将中央政府拨款分配到辖区内各村庄。考虑到菲律宾传统“大家族” (extended family) 的势力影响，地方政治联盟通常会将确保地方宗族势力的支持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并因应性地调整公共物品供给的策略。这在实证上表现为：在社会网络关系更为破碎化的村庄 (社会凝聚程度较低、宗族势力较为弱小的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更高；反之则反。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社会分化程度 (social fictionalization)，用每个村庄存在的宗族数量衡量。菲律宾的取名惯例为测量提供了便利：首先，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统治者“创造”了一本包含 61000 个不同姓氏的目录，而每个菲律宾家庭则被当地官员强制“指定”了不同的姓氏，所确立的姓氏系统沿袭至今。因此，共同姓氏通常意味着直接的社会联系。其次，菲律宾人的姓名有如下结构：对于男性与未婚女性来说，其姓名组成为①名 (first name)；②中间名 (middle name): 母亲的婚前姓氏；③姓氏 (last name): 父亲的姓氏；对于已婚女性来说，其姓名组成为①名 (first name)；②中间名 (middle name): 婚前姓氏；③姓氏 (last name): 丈夫的姓氏。由此可推断：(1) 拥有共同姓氏则意味着来自于同一个宗族；（2）中间名与姓氏可判断两个宗族之间是否存在通婚。最后，“社会分化程度”的数据构建来源于菲律宾减贫系统 (NHTS-PR)，后者包含了 2008 至 2010 年间 菲律宾 709 个城市中约 15000 个村庄的 2000 万人的姓氏信息。

　　一是公共物品供给 (Public Goods)。在这里，作者使用菲律宾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其包含每个村庄小学、中学、公共市场、卫生中心、社区供水系统等公共物品的供给情况。

　　二是偏好异质性与集体行动 (Preference Heterogene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基于 2013 年的一组调查数据，作者创建了居民对于政府发展预算分配偏好的标准差，以及居民是否参加正式团体与志愿活动的数据。

　　三是政治竞争 (Political Competition)。政治竞争变量主要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市政/村庄选举中第一名与第二名的得票差距；另一方面是参选人的数量。相关数据来源于菲律宾选举委员会 (COMELEC) 网站 (2010 与 2013 年)。

　　yvm 代表 m 市 v 村庄的结果变量 (公共物品供给 + 偏好异质性与集体行动 + 政治竞争)，SFvm 代表社会分化程度，Xvm 对应村庄协变量；dm 对应市级固定效应。

　　表 1 的 A 部分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社会分化与公共产品供给在统计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例如，社会分化程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 0.21 个标准差。考虑内生性与反向因果对因果推断 (公共物品供给水平高的村庄吸引人口迁移，外来人口又增加了社会分化程度) 的影响，表 1 的 B 部分是加入了一系列对经济社会人口控制 (包括村庄平均年龄、性别比例、居民居住时长、收入水平等等) 之后的结果：点估计有所减少，但仍在统计上显著。表 2 则是加入了 45 岁以上村民的社会网络情况 (作为工具变量，用于排除反向因果)，以及变更社会分化程度测量方法后的结果，点估计几乎不变，且在统计上显著。

　　如前所述，菲律宾的公共产品主要由地方政治家而非社区提供，这也意味着民众的偏好异质性与集体行动在当地公共物品供给中相对不是那么重要。表 3 与表 4 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社会分化程度高的村庄的居民对于政府发展预算的分配并没有表现出更加异质化的偏好；社会分化程度与集体行动之间也没有显著的相关性。金博体育

　　表 5 展现了社会分化程度与村里具有政治影响力人数 (由受访者列举提名)之间的相关性：在社会分化程度高的村庄，政治影响力的集中程度较低。这间接表明社会分化似乎有利于限制少部分精英 (例如，宗族领袖) 对村庄居民的政治选择施加影响的能力。金博体育表 6 展现了社会分化与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两者在统计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具体而言，社会分化程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政治竞争的激烈程度将增加 0.07 个标准差。在加入一系列村庄协变量与 45 岁以上村民的社会网络情况之后，结果仍然显著。表 7 展现了社会分化程度与投票率、候选人得票差距之间的关系，定性解释同上。

　　本文考查了社会网络结构、精英俘获与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联系：社会分化程度高的地方，政治竞争更加激烈，政治家为居民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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